我们的芳华（1）

 水木多多

一九八二年十二月，经过一个多月的新兵连生活锻炼，我们满怀憧憬地下到了连队。

老连队与新兵连不一样，这里有热情的老兵、兄长般的班长、热气腾腾的火炉和暖熔熔的氛围……

一班副魏德成，一个黑瘦精干的四川老兵，把云浩、x锋和我安顿在隔壁二班，当时二班的老兵都去山里配属三十二中队施工了，我们暂由一班代管……总之，正如新兵连的班长朱大力（四川人）所说，下了老连队，一切都好了。告别了枯燥的条令课和政治课，告别了冰冷的操场、单双杠……还有黑面馒头及南方人怎么也咽不下的二米饭。一切都是美好的（除了讲话时要小心翼翼）。

我傻傻的站在门前，看到饮事班长汤仁寿（一个老模范，他去新兵连给我们作过报告）和连长王丙泉（一个68年老兵，陕西蔡家坡人）汇报晚上会餐的事情。

连队为我们新兵下连专门杀了一头近300斤的大肥猪（这么大的猪现在很难见到了，当时的猪以胖为好）。我们连是全军先进连队，下午指导员谢儒金给我们上了光荣传统课，我们都为能分到这样的英雄的连队而自豪。可云洁不这么想，他说先进连队肯定管得严，工作忙，这会影响他来部队考军校的计划——学习时间少。他来部队的小目标很明确、也很现实，因此他之后在部队受到了一系列的挫折和打击，现在已是蚌埠有名的画家。

会餐是一件很美妙的事情，除了可以补一补肚子里被新兵连剐掉的油水，还可以喝点酒。那时的新兵连是很苦的，除了训练强度大，条件艰苦外，伙食也很差，尤其是我们这些南方来的人，吃不惯北方的面食和杂粮（有时杂粮都不够吃）。指导员张却祥说了：新兵连是你们当兵最艰苦的时期，不要说条件不好，就是有好的条件也不能让你们享受，这就是为了锻炼你们，把你们从一个学生训练成一个合格的士兵，让你们从老百姓转变成一个军人。

（2）

    阿弥陀佛！下连了，会餐了。我们终于闯过了当兵生涯的最艰苦时光，啷哩个啷！其实，我后来还有几年更艰苦的时光！

之后两天，主要是打扫卫生。连队很干净，班里也很干净，一尘不染，但还是要继续打扫，抹桌子，擦玻璃。玻璃要擦到让人看不出窗户上有玻璃的存在。真的，好多小鸟都上当撞死撞晕在上面。

下连第四天，我们二班长从山沟工地回来接我们三个新兵去班里。班长是个不苟言笑的大个，脸上有点青春美丽痘留下的后遗症。说大个也只不过一米七几，当然比我们三个都高。他是1976年的兵，很敬业，缺点是二十七八岁还没结婚。那时，就算困难户了，不像现在这个岁数很多还在恋爱。据x锋后来悄悄说他曾“无意间”看过班长的恋爱信，是班长所自称的“表姐”。后来好像也黄了。我在想，是谁，和这么个一心只想着工作，又不解风情的人谈恋爱，一定无趣。这样一想我又觉得自己对不起班长。好在他后来还算找了个如意新娘，不过那是他转业后的事了。

记不清当时是怎样地，一起到了栾川合峪的石朝沟。我们班是临时配属给三十二中队的。部队以排为单位分散驻在山沟的不同台地上，都是四面透风的铁皮房。一个排住一栋，一个班一个通铺，每人一个床头柜，一个小凳（帆布条做的X型马扎）。洗漱就在旁边的小溪里，吃饭要排队过沟、下坎到坡下的饭堂去。总之，条件很简陋。好在我又和我的新训班长朱大力住在了一起，他是我从学生到部队的第一任人生导师，经他苦口婆心的教育、谈心、严格的要求、训练和奖罚，我成了合格军人。我骄傲我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员！

（3）

     那时，部队学雷锋的风气很浓。学雷锋是要做好事，什么好事呢？比如公差勤务主动做，帮别人洗衣、打水、打扫卫生、帮厨等等。总之，要主动帮别人或单位做事。为了争表现，新兵们都很积极。因为都争着做好事，所以有时如果不提前谋划甚至都没事可做。有些新兵为了早晨主动打扫卫生，头天晚上就会把扫把等藏起来。有人说在部队是老兵欺负新兵，让新兵干活。其实，都是新兵主动干的，至少我们部队的新兵都是积极主动的。云浩有时也干点，但其实他是不屑于干这些杂活的，拿他的话说，这都是“四肢发达头脑简单”的人才干的。他从骨子里认为自己是文化人，是要考军校搞艺术的，他会画画，国画。x锋也做好事，但因为他是x二代，吃不了苦，好事干的不算突出。这样一说你听懂了吧？只有我，既无艺术细胞，又非官宦子弟，无可依仗，只好多学雷锋。可学雷锋的人太多，除了云浩和x锋，我们排还有七八个新兵，包括我的高中同学xx善，所以也就无多少好事可做。不过，我总是能找到别人忽视或者说别人不屑的巧活。我们班住在离锅炉房四百米外的地方，每次喝开水都要提五六个暖水瓶走过碎石磷磷的山路到锅炉房去打，早晨起床基本是用凉水洗脸，大家想想，寒冬腊月，水冷刺骨，多么痛苦！只有头天暖瓶一点剩开水，一般是留给老班长（老志愿兵，现在叫士官）和排长、班长的（这并非是规定，而是大家的自觉行为）。晚上的洗漱，因为时间较充分，驻地有一个自己焊接的土锅炉，大家会自己去烧点水用。早上是来不及的，也正因为早晨打开水，烧开水都来不及，就给了我一个表现的好机会。每天早上五点多钟，我都悄悄地起床，去给大家烧热水，并且在起床时，把全班（除新兵外），后来是全排老兵的洗脸水都打好，放在床头。  那是多么暖心的事啊！开始大家认为我是新兵，一时新鲜，一时兴起，哪知我一直坚持了三个月，直到我离开栾川回本连。期间，有湖北老兵x松林跟我们班xx扑说，这小子照这样下去，年底得立二等功啊。可我年底连三等功都没立上。唉！不过我还是很有收获的，一是我在工地上人缘很好；二是利用烧水的火光，我早上可以看看书的，那时我是很爱学习的，虽然我没有云浩那么强烈想考军校（主要觉得一个文科生改考理科心里没底），但那时还是知道开卷有益的，加上云浩平常的影响，对知识，还真有点如饥似渴；三是我的表现反映到我们自己的连队，得到领导的常识，决定把我调到连部去当勤杂兵（因为勤杂兵整天给连队干部搞服务，也算是连机关，主要标准有两点，一是要勤快，二是要机灵。可我觉得勤快还能说的上，机灵嘛，可能就不太自信了，因为后来的有些事就与它扯不上关系了。）

（4）

   周末，是在忙碌而又艰苦的环境中唯一可期待的时光。除可以处理个人卫生外，还可以睡懒觉，不过，我一般是去小溪看看书，或是听云浩给我进行励志洗脑，或是听他讲国画技法，但我只是口头学，从不动手，因为我自觉太无绘画天分，我连字都写得“鸡爬似的”。从他那里，我知道了李可染、张大千、徐悲鸿……知道了国画和油画的区别，知道了画树技要画“女”字形而不要画“十”字形……。有时我们也会邀吕华一起听他唱歌，他是一个早一年兵的武汉小才子，他爱唱歌，唱得也还好，但因嗓子有问题，据说当歌唱家是没戏，但作为业余爱好，他还是坚持唱。他人也长得很标致，又有追求，略显清高，得到云浩的称赞。x锋偶尔也会参与进来，但大部分时间是在一边哼小曲或者坐在床头柜前写写画画，我们都以为他做学习笔记，后来，才知道他有时是在给连队指导员写思想汇报。他有着传统的红色基因，及时向组织汇报思想，可有时也免不了加几句班里建设不足的评价，导致了连领导对班长的不满。这是我后来听到的一句半句。

(5)

    缘溪而上，有一些分叉的小沟，还有一条曲折的山路，通往高处的村庄。路边树木茂盛，离路几米，往往就看不见里面的人。也就是在这里，发生了一件本是小事，却有人为此抱恨终身的桃色事件。这是后话，我离开这里后。

   还是先说说眼前吧。眼前是初春，山间还留着冰糕，有时也会恶作剧地流进别人的脖子里，惹得一阵嬉闹。有些老兵拿自己穿不完的“解放鞋”或黄挂包之类的，到山里的老百姓家换来土鸡，带上脸盆去山沟里搞野炊，我们新兵有时也能跟着蹭一顿。啊，美哉！春暖花开的时节，这里更是莺歌燕舞、蝶飞蝉鸣、银鱼翻飞、草绿枝翠，此情此景，不由让人春心荡漾，流连忘返！

   忘返也得返！一九八三年三月中的一天，我打上背包，坐上团部往工地送材料返回的大卡车，充满憧憬地回连队去。大卡车走在崎岖的山路上，一路狂颠，车后沙石飞溅，黄灰生腾。我一人坐在大箱板上，裹着棉大衣，靠着背包打盹。大车翻山过了嵩县进入伊川，道路变得宽敞平担，四周望去，一马平川，路边的柏杨树也发出了新芽，柳絮纷飞，空气中带着春天的潮气，有点烟雾缭绕。于是，我站起来，一手抓住前车箱板，一手掀起敞开的大衣，任风吹拂，大声唱到：我爱你……突然，我有了诗意，随即作了一首：

入伊川春雾茫茫；

扬花飘絮半空上。

高歌一声千里荡；

袅袅回环轻悠扬。

敞蓬车上风更爽；

饱览平原风光！

(6)

    回到连队，让我在勤杂班接替勾开敏做统计员。这项工作很轻松，就是统计连队每天的工作完成量，勤快多跑多问就行，这点我能做到。班里一共有四个人，班长吴美文，一个立过二等功的老功臣，黑瘦矮小，但两眼小而有神，看上去和蔼而沉稳。他是保管员，曾在一次军队大比武中夺得冠军。能蒙住眼睛摸出几千种五金材料的型号、规格等，分毫不差。卫生员董瑞锋，河北石家庄人，长得高挑干净，说话稍微有点河北人的大舌头，看上去踏实而腼腆。还有文书杜圣友，湖北松滋人，长的喜庆，眯眯眼，面带微笑，待人热情，尤其待我周到细致。一到班里就向我介绍各种情况，并毫无保留地教我熟悉工作。二十年后，我们又在一个团党委班子里合作共事，这就是缘份。我的前任统计员，也是我的师傅勾开敏，湖北十堰人，对他我要介绍几句，长着一张娃娃脸，调皮活跃，又有些，怎么说呢，现在叫“二”，拿连队干部的话说叫“有些希拉”。我们可是有不解之缘，有人说我是他的“徒弟”，我只能哈哈了！我自从接了他当统计员，又接他当二连连长，然后接当二营副营长，不过那都是后话。他大胆泼辣、机智、勇敢的作风正是深深地影响了我，也包括坏毛病——崔大队长叫做“游击习气”。

(7)

     我刚到队部（那时叫中队，中队干部和勤杂兵，统称队部的人）时，只有吴美文和杜圣友在，董瑞锋出去学习准备考军校，吴美文是老同志，每天都要在仓库，杜圣友要复习考军校，有些杂事主要由我干。我刚到，很有信心，干得也很开心。记得刚回去第二天，杜圣友就让我出黑板报，虽然我自知字写得不好，但还是硬着头皮出了。效果是我没听人说好（这个我也没奢求），也没听人说不好（大家的包容）。统计员实际的工作内容很轻松，无非是每天统计一下考勤、机械台班和完成工作量，一天不到一个小时就搞定了。我的中队是加工中队，人少，主要是为其它施工中队加工半成品，有其特殊性，地位较重要。除个别配属给其它单位（像我们原二班），其它都在住在团部机关一起，不用钻山沟，条件较好，单位也稳定。因为这些原因，连队编制也少，连部没有通信员，其收发工作就由我兼了。因为人少，班里的活大家也都互相代劳，也无十分计较。我是新兵，大家也都提携我，跑腿的事，自然我也会多做一些。

   调回连部一个来月的四月十日左右，我被派去参加总队在驻洛阳金谷园的一大队举办的“通讯报道学习班”。总队新闻干事张友红（山东人）负责，除他自己亲自授课外，还请总队宣传科长和洛阳广播电台的老师上课，甚至还邀请《解放军报》驻洛阳记者站张升轮站长来上课。记得大概是20天时间。那是一段很愉快的时光。行政上因为是各单位抽来的人临时指定班长，其实基本靠自觉，也不要求出操，向上美其名曰“写稿”，其时都在戏闹，也不要求9点熄灯（部队晚上9点是要按时熄灯的）。我们班是三大队加机关，一共大概十一二人同一间房，记得有三十二的李红（湖北松滋人），三十三的卞祥，三十五的沈卫东，还有警卫连一个姓崔的老志愿兵。这些人仿佛脱缰的野马，每晚又唱又跳又敲脸盆又敲碗，直到夜里一二点，直闹到隔壁几天后受不了投诉才作罢。学习正值洛阳市第一届牡丹花会，一九八三年四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。我们亲眼见证了“牡丹仙子”的落成——雕塑真有些楚楚动人。开幕仪式是在王城公园举办的，当天整个洛阳城都响彻着蒋大为的“牡丹之歌”，当时正值盛春，我们一伙十几个人在如潮的人流中蠕动着流进公园，后被冲散开了，拍了几张照片就浑身是汗地蹿回驻地了。

(8)

    通过这次学习，我见证了洛阳的第一届牡丹花会的盛况；也知道了世界上除了“狗咬人”，还有“人咬狗”；还知道了什么是“五个W”……回到单位不久，我发现了一次“人咬狗”，当时我们帮助伊川驻地周村的老百姓家冒雨抢收麦子，这件事被洛阳人民广播电台播发了，记得我好像是得了1.5元钱的稿费。

   连队的生活是忙碌而有序的。一旦有空，或者说既使没很多时间，也要挤时间看书学习。那个时代，刚恢复高考不久，人们都在如饥似渴的学知识和文化，部队的领导也非常支持战士们学习，还专门开放了一个小阅览室供大家学习。我是冲着考军校来当兵的，高中一毕业就入伍了，所以，除了工作外，主要目的就是学习，再学习！甚至有时为了学习还会误一点工作。

   我来自大别山腹地的一个小山村。那里流水潺潺，风景如画。犬叫鸡鸣，鸟语声声。虽是充满了诗情画意，但却也让人劳作辛勤，生活艰辛。直至今日我们县城已通高铁八年，而从县城开车去我家仍需整整一个时辰。我当兵之前，连县城都没有去过。当时的教育条件可想而知。我上高中前连英语书都没见过（但我们当时老百姓重视教育的传统很好。我家兄弟姊妹多，条件也不好，我是家中老大，经常需要给家里干农活，不过只要我父母看见我们在学习——其实有时是在看小说，他们就不会喊我干活了。）老师也大多是就地取材，初中刚毕业就教小学，高中刚毕业就教回乡教初中，这样的教育基础是很薄弱的。我们一个八千人的小人民公社，每年初中毕业生100多人，但只有四、五个人能考上高中。我初中毕业没考上高中，就回村里教了半年小学，后来感到水平确实太低，下半年又重新复读才考上高中。

(9)

    由于师资力量的不足，加上当时高中是两年制。为了集中力量抓重点，我们高中只上半年就分班分科了，也就是文科班不再教物理、化学了，理科班不再学历史、地理了。我选择了文科，虽然我初中化学学的好，但我还是偏爱文学。谁知就是因为这次选择，差点灭了我的军校梦——入伍后我才知道军校招生不考文科，只考理科，这就意味着要考军校，我高中部分的物理，化学全要靠自学。为了补齐我木桶中的这块短板，我比别人多花了一年时间才考上军校。

   当听说军校只招理科生时，仿佛给了我当头一棒。我曾一度认为我和军校无缘了，甚至都想好了退伍后回老家种桑养蚕的方案，但后来有一件事让我下定决心要上军校。于是我利用两个月的业余时间，把高中阶段的两册物理、两册化学书用笨办法硬背下来了，包括习题。太难了，有时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，尤其是化学的分子式，排起来十几公分长，我都背下来了，而且高考时化学分数最高。当然，学习条件是相当艰苦的，既无老师，又无整块时间，部队晚上九点半以后必须熄灯，这时，只有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看书，一旦被查铺的干部看见，还要挨批评。

   严格地说来，一个多月的新兵训练并没有让我完全从老百姓转变成合格军人，至少思想上不完全。比如说部队的整齐划一、统一步伐、统一着装、统一内容……什么都统一，有必要吗？虽然我不得已这样做了，但心里总觉得是瞎折腾。打仗时要走齐步吗？豆腐块一样的被子能当炸药包吗？为此，我还给当时武汉军区的战友报写了一篇讽刺杂文，叫“为啥不统一身高”，自己觉得写的很诙谐。可发出去了如石沉大海。由于思想认识问题没解决，所以做起工作来就带有偏见和牢骚。这个认识上的盲区，直到我上军校以后才逐渐明白。也正因为我有了这样一个认识的曲折过程，才有了我当干部后，能及时和我的部属们讲清各种道理，让他们少走认识上的弯路。

（10）

     那个时候，社会上充满着对知识和人才的渴求，部队里也对有知识、爱学习的秀才们高看一眼。当时令我崇拜的是在我入伍前就从我连退伍的老文书杨友明。湖北武汉人，据说他在连队注重学习，尤其擅于写新闻报道，他把他写的报道文章剪辑成一本册子，带到武汉去求职，被武汉青年报社破格录用。要知道，那个时代能找到这样的工作，比现在考公务员可难多了。还有老三十二中队的周洪浩、三十四中队的指导员陈志越。陈指导员是中国作家协会湖南省分会的会员。那时，电视、报纸、杂志上经常办一些知识竞赛，一方面是传播知识，激发人们的求知欲望，另一方面也是发现选拨人才。记得1983年夏天，团里搞了个知识竞赛，最早用电灯泡和开关自制抢答器的那种，七个小组，我和付大兵、“史大炮”三人代表我们连上台抢答，题目没范围，很杂，有百科知识，也有考技巧智力的。三个选手，按抢答器的人技巧很关键，按早了要扣分，按迟了别人抢答了。而我们这一组是“史大炮”负责按抢答器，掌握的比较好。有时掌握好了不能瞎按，因为按了不会答也要扣分。有一道题的大意是篮子里有乒乓球若干，有人每次从篮子里拿乒乓球的一半，再放回篮子里一个，当拿了232次后，篮子里还剩两个乒乓球，问原来篮子里有多少球？现在看来是个脑筋急转弯，当时大家都还不太适应这个。抢答时间是一分钟，直到五十秒时还没有抢，台上台下近千人一片寂静。我突然脑子一动，赶紧拿着“史大炮”的手按下了抢答器，把他吓了一跳，谁知被我蒙对了，台下一片掌声。那次，我们组得了第一名，而我们在团里有了小小知名度。